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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时评:秘书一职成"升迁捷径"

发布时间:2010-12-19来源:办公室点击:

        有媒体推出重头述评《秘书提拔“路径隐患”》,又一次把“秘书现象”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。文章从谢亚龙、秦裕、李真等“著名”秘书近年来纷纷落马,条分缕析了秘书升迁捷径的危害。

  秘书现象是中国官场的特殊风景。领导位高权重,不易见,不易说项,找找领导的“身边人”就成了办事捷径。于是,秘书这个角色的重要性凸显出来,更何况还有大好的升迁前景,自然成了人们的追捧对象。倘若定力不足,秘书易成为高风险行当,升迁捷径易成腐败捷径,甚至是从官场通向法场的“捷径”。

  其实,秘书一职本身并没有原罪。

  一般而言,能被领导看中并信任,能胜任秘书工作的,自然是政治和业务素质较高,性格沉稳且靠得住、有一定担当的人才。毛泽东就自言他选秘书的重要标准是“有学问”。加上这样的人才在高级领导身边工作,接触的信息量大、层级高、见识广、纪律严、任务重,本来就是对干部极好的锻炼,进步比别的岗位快,也在情理之中。

  1993年7月,邓小平在京接受加拿大记者保罗?杰克逊采访,说“古往今来,中国有许多人才是秘书出身”,并称:“从秘书中培养党政高级干部,不失为我们拔擢人才的一条捷径”。博闻强记的邓小平还引了不少古今先例:“西汉文学家司马迁曾任中书令,就是皇帝的秘书;《新唐书》的作者欧阳修做过翰林学士;三国时文学家祢衡做过江夏太守黄祖的秘书。近代中国第一个政治秘书是孙中山的秘书宋庆龄。我们中共最早的秘书是毛泽东,负责管理文件,1926年改为秘书处编制,他是我的前任。周恩来、任弼时、邓颖超都做过译电员;杨尚昆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,他自称是‘中央领导的秘书’;陈伯达、胡乔木在延安时当过毛泽东的秘书,邓力群当过刘少奇的秘书,宋平当过周恩来的秘书,姚依林当过陈云秘书,袁木当过纪登奎秘书,雷宇当过任仲夷秘书……”

  邓小平开具的名单,如果有心接下去,会很长很长。这张关于秘书的“名单”,有堪称领袖级的“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”,如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宋庆龄和小平同志本人,也有像陈伯达这样横行一时的政治文棍。因此,秘书一职仿佛要么让人“上天”,要么让人“入地”,这仅仅在于当事人的一念之差吗?

  秘书个人的道德修养与政治素质,与他的人生抉择和命运走向肯定有重要关联。绝大部分由秘书而担负重要领导岗位的,的确是优秀人才。但是分析一下那少数“落马”秘书的犯事根由,也颇能总结出一点规律性的因素。

  以陈伯达和李真为例。

  作为毛泽东欣赏的“一支笔”,秘书陈伯达无疑是个才子,然而,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,后来又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,在推动中华民族浩劫“文化大革命”的过程中推波助澜,不但用他的笔阐述并发展了极“左”路线、理论和政策,也直接打压和迫害了不少忠直之士,最终成为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,成为历史罪人,其罪在政治思想领域。

  李真,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,倚仗领导赏识,升迁极快,同时伴随的是不择手段的攫取,他担任省国税局副局长、党组副书记后,7年间索取、收受、侵吞他人财物,合计超过千万元。其涉案犯罪数额之巨大,居建国以来河北党政领导干部贪污受贿犯罪数额之冠。李真之罪,在权力寻租的经济领域。

  陈伯达与李真,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有罪错秘书集团的代表人物。他们犯罪在不同领域,可以说明秘书阶层在共和国不同历史阶段“落马”的某种共性:当其掌控资源集中于政治思想领域时,政治权力欲的腐蚀力极强;当其掌控资源集中于经济领域时,利益上的巨大诱惑使李真等人彻底失控。

  因此,秘书之惑,在于政治资源或经济资源向权力的过度集中。要想根治“秘书病”,在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。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,“要继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,健全民主制度,丰富民主形式,拓宽民主渠道;推进决策科学化、民主化,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……”可以期待的是,有这样的改革前景,“秘书病”或终有一天能治愈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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